除了年轻激进的邱华栋，几乎所有人在强调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同时又强调作家应该读大学，因为现在不是高玉宝半夜鸡叫时代了。
这次采访是从一次同学聚会开始的。高中毕业后，同学做鸟兽散，多数只保持了零星的单线联系。前不久，由一留守家乡的好事者发起了一次网上聚会，就是在这次聚会上，我邂逅了高中分班前的同班同学孙振坤。没想到他已是个平和的中学教师和丈夫了，当年他可是个豪情干天的文学爱好者。
孙振坤怎么也没想到是中文系结束了他的文学梦。记得高考前一周他还跑到我所在的班里来跟我讨论高考作文应该允许创作诗歌，急得我直翻白眼。他的志愿是清一色的中文系，后来果然考进了华东师大。
孙振坤这样描述他们大学时代的创作生活：大一二时真叫狂热，先是写诗，同寝室有两三个重病患者，熄灯了还念念有词，半夜想起一句来，怕忘了，抓起一支笔往水房跑，在昏暗的灯下写在手臂上，还琢磨半天想凑成一首诗，可灵感过去了，手上便带着一句诗和一串蚊虫疙瘩，美滋滋地回寝室。有时一夜要如此折腾四五回，被单、床单上也满是“断章”。然后是写小说，上课时逐个琢磨老师同学的鼻子，注意收集每一个校园故事、典故笑话和妙语。“后来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反正中文系既不反对，但也绝不鼓励你做梦，它的态度是好玩地哂笑地看着你，你便没劲了。”先是考试不及格，然后是求职压力，中文系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结束的地方。
当然也有的没有让梦结束。当代很多作家都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激动而神往。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1977年的高考作文题。陈建功不记得那年都写了些什么了，但就是通过那次考试，他走进了北大。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珍惜大学生活，他当时没有很明确的作家梦，但无疑是个好学生，按时上课，考试成绩很好。当被问及作用大、印象深刻的课程时，他一口气数出了六七种，袁行霈的《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鉴赏》，吴祖缃的《红楼梦研究》，张少康的《中国古代文论》等。第二年即1978年，刘震云也考上了北大，肖复兴却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和陈建功一样，他们都只是为了圆“大学梦”而非当作家才进的大学。
与他们不同，梁晓声、曹文轩分别是复旦和北大74级创作班的，进校前已从事过创作并发表过作品，都有过或深或浅的献身文学的想法。这种想法更明确的是年轻一代的邱华栋，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可说到十七八岁出版小说集《别了17岁》并于1988年被保送进武汉大学，邱华栋还是不无得意。不过他承认，那时成绩一般，要不是保送，估计数学及不了格，也就是上个一般大学吧。邱在武大活跃极了，什么浪淘石文学社的头，每年三月樱花诗会主持人，《大学生学刊》文学版主编、编委会主任等等。但他从不好好上课，常逃课，跟五六个臭味相投的想当作家的朋友，泡在图书馆里，从字母A开始搜索，把20世纪西方各大语种的大师级作家作品读了个遍，疯读疯写，但考试成绩好不了。
邱华栋不好好学习，是因为他认为作家是天生的，那种敏感的心灵，对生活的感悟是天赋的。另外，创作来自生活和阅读，这是酒和瓶的关系，所以他觉得如果一个人天生有作家气质，那么只要给他开个书单（文学作品）好好读就够了。他认为作家有三种：观察型（如他自己）、体验型（如从维熙等“右派”）、想象型（如苏童），而这三者都不需要在中文系学习。作家的产生不是源自中文系，而是从作家到作家，从文本到文本。比如卡夫卡影响了福克纳，福克纳影响了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又影响了莫言，一代一代作家，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取了前代的血，自己的血液又滋养后代，这条血脉相连的作家链跟中文系没有关系，大学的课程设置对作家没有一点帮助。
也有人认为作家不一定是天生的，但却是生活阅历加天赋造就的，不是大学产生的。毕淑敏说，作家是不能培养的，中文系也不以培养作家为己任。大学能教出工程师，但教不出爱因斯坦；教得出教师，教不出作家。因为写作是创造性工作，是个体的独创性的思维结果，这不是能学习的，能学的只是技术。肖复兴认为说中文系可以培养作家是对大学的误解。他自己在上大学之前经历了很多磨炼，有很多感悟，他成为作家，基本上不是大学培养的。
然而除了年轻激进的邱华栋，几乎所有人在强调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同时又强调作家应该读大学。肖复兴提出完备的知识是成为作家的必备条件之一，因为现在不是高玉宝半夜鸡叫和高尔基时代，作家应该受完备的高等教育，这是个必须的知识层次。刘震云认为作家最好能上大学，最好还能读硕、读博，并去欧美留学。但大学对作家到底有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又各见仁智。
一种观点以邱华栋为代表，支持者是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新锐作家，他们受的教育连贯完整，却一致认为大学学习一点用也没有。“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人生的过渡，对陈建功那一代来说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境况，大学的作用一直就不在于大学本身。”把大学批了个体无完肤后，邱华栋又说，不过他也有个疑问，像古代汉语、文学理论这些东西（当然它们对当作家一点用也没有）作为基本的知识、起码的学养是不是也应该掌握？可他又实在看不出学习它们有什么用。对此他有点矛盾，有点犹豫。邱华栋一直慷慨激昂，说到这里时语气却有些游移不定。大学教育成了他的鸡肋。
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学习是对作家创作的一种补充，以陈建功为代表。他以为如果只有生活阅历，而缺少足够的学养，写作会缺少形而上的关照。毕淑敏也强调“行万里路”还要“读万卷书”。她学过医学、中文和心理学，是因为想涉及以人为主的各门学科，以此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毕竟文学是人学，作家就应该学者化。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是学者作家曹文轩，他认为高校是作家升华的地方，也是作家的分水岭。有人认为大学学者是抽象思维，而作家是形象思维，殊不知这个形象思维背后必须有强大的理性思维支撑。中国与外国的作家相比就输在这书卷气上。以为文学创作只要灵性、感悟，这是一种误会，生活只有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才能激发艺术感觉。中国的作家有时很糊涂，外国作家说小说要减少理性色彩，中国作家也跟着叫，殊不知人家，比如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在自家庄园良好的环境里有足够的理性思考，这就像一个人吃饱了撑着时说“不要吃得太多”，而我们根本还饿着肚子，也说要少吃。这是一，即良好的高等教育能让人的思考和作品“深”刻。其二，高校的学府气息能让作家获得“静”的创作心态，在这样一个浮躁喧嚣的世界上，高楼深院相对沉静、幽深，清冷的校园拉开作家与生活的距离，让他们从火热的生活中冷静下来，并以良好的平和的心态反观生活。曹文轩给作家班上课时总说：“大学给你们最宝贵的不是知识，而是氛围。”他上学期开了门《小说的艺术》课，讲的是小说技法，作业就是写篇小说，其中就有些很不错的作品，他有心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让一部分中文系学生做做作家梦没什么不好。应该培养他们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当然，他并不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培养作家。但显然只有大学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大作家。
持相同观点的是刘震云，他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多数作家像农村的“暴发户”，膨胀却没有大气。他说，我们不能跟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比，因为他们学贯中西，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又留过学，回国后多在大学任教，而我们只能凭生活，这是不够的。他们有学识并不等于没有生活，而我们只有生活没有学识。
作家和学者的高低是个敏感的话题，有作家看不起学者的酸腐，也有学者瞧不上作家的浅薄，还有提倡作家学者化的。但在采访中，多数人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高低之分。毕淑敏总结为：本质上井河不犯，事实上可互相借鉴，特别是作家借鉴学者的思考。
但肖复兴看不起作家。他认为现在媒体发达，要写点什么，发表点什么，成为作家实在是太容易了。但写作不是专业，文学只是爱好。他曾经希望自己、现在指望儿子有学问，搞研究工作，业余从事创作。肖复兴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学识渊博的知识型作家，如梁实秋、鲁迅、朱自清、吴祖缃到钱钟书等后来断档了，有的只是特殊时代里的社会型作家，从高玉宝到他肖复兴自己。他希望从自己的下一代起再连上知识型作家的命脉，而且以学问为根本，写作为辅。
即将脱稿时，我很意外地采访到了金庸。我跟一位在南京大学读博的朋友联系，得知他去了杭州作论文，电话追去，他正巧第二天要经人引见去拜会金庸，我便老大不客气地将电话追到了某宾馆。
金庸说话低沉，中气十足。他似乎对中国现行的高教体制和教学质量很不满意，说很多大学生到毕业时既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写不出够水平的小说。我说到北大中文系著名的“杨晦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金庸说，当然社会、书籍培养了很多作家，中文系“不一定”培养作家，但为什么“一定不”培养呢？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权力，在中文系读书的学生也不例外，他可以当学者也可以当作家。中文系不应该拒绝。他倒是很想开一门教学生写作的课，但是太忙，做过几次相关的讲座，学生反应非常强烈。“我支持学生做梦，无论是作家梦还是学者梦，哪怕最后梦醒，也不该中途破灭。”金庸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现自己并成为自己。教育是引人“自渡”而非“渡人”。中文系应该走出各种人，包括作家。
最后似乎可以交待一个细节作花絮。我的那位朋友给金庸照了两张“即时取”并请他签名，说好其中一张给我，但一回南京就被其师妹抢走了。师妹振振有词：“你问她（指我）金庸的十四本书平均都看过几遍？我至少三遍！”我立马无言，因为我没看全。小师妹一直认为自己是小龙女。我后来干脆把她同样喜欢的“贾平凹”也寄送她了。
即将脱稿时，记者很意外地采访到了金庸。记者说到北大中文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金庸说，中文系“不一定”培养作家，但为什么“一定不”培养呢？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并成为自己。中文系应该走出各种人，包括作家。他倒是很想开一门教学生写作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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